1953年7月27日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中国国内形势乃至整个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953年10月陈毅向中央军委提出：
利用我在朝鲜战场胜利形势，准备用5个军的兵力解放金门，并突击修建福建几个机场和鹰厦、福州铁路、厦门海堤。
接到这一提议后，中央军委、毛主席迅速予以批准，并令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组织福建前线指挥所。
解放台湾和东南沿海岛屿，实现祖国的统一，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的一贯目标。虽然由于美国对台湾、朝鲜的武装干涉，使得中国领导人决定停止渡海作战，一度把主要注意力转入保卫中国的工业中心东北和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但是却从未放弃过这一目标。
待到朝鲜停战时，国内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已经完成，土改、剿匪都已基本结束，政治空前稳定。
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的锻炼，中国已经有了一支数量居世界第1位、并经过当时世界上现代化水平最高的战争锻炼的陆军，其战斗力已令当时国际上的一切敌人生畏。
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在战斗中也成长起来，至1953年年底已拥有飞机3千余架，战斗实力已跃居当时世界空军的第3位。
只有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本着暂时忍耐的原则，发展不大。
新中国的国防工业这时虽然迅速起步，但是基础还很薄弱，尤其缺乏生产重型武器和尖端武器的能力，不过依靠从苏联进口武器已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
当时，从海峡两岸的军事实力对比来看，人民解放军在陆军方面早已占有的绝对优势更加显著了，在空军方面也已占有绝对优势，仅在海军方面还居于劣势。不过，这时国民党海军没有潜水艇，有制空权就完全可以对付它的活动。
1953年以后人民解放军考虑渡海作战问题，主要困难是美国军事力量已在台湾海峡存在，并随时可能协助国民党军作战，因此考虑如何从军事上解决台湾和东南沿海岛屿问题，首先要注意的已不是如何对付国民党军，而是如何对付美国可能的武装介入。
1953年10月，毛主席刚刚批准了华东军区进攻金门的计划，然而奇怪的是，到了11月，毛主席又下令停止了这项计划。这中间有何变故？
毛主席之所以改变决心，主要考虑到朝鲜停战后的国际形势已不适于组织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同时也考虑到国内情况特别是经济建设的需要。
从新中国建设的大局来看，朝鲜停战后远东的局势已得到缓和，这对世界和平以及新中国实行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都是有利的。
这时如果在台湾海峡采取大的军事行动（因为金门守军多达万人，非采取大规模的攻势不能奏效），势必引起美国较强烈的反应，对缓和国际形势也不利。
而且中央军委、毛主席从全面考虑，认为此时不宜攻打金门，在浙江东部岛屿却可适当地展开些军事行动。在此地开战，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响会比较小，同时投入的力量又不必很多，不会影响国内的经济建设。
从当时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能力看，虽然在陆战中有充分的把握，可是还很缺乏陆海空军三军协同和登陆作战的经验。另外，金门国民党军在全岛已经构筑了要塞式的防御工事，又有重兵驻守，远非1949年时可比，没有强大的炮兵和空军力量的掩护，是难以攻克的。
而要有大量炮兵和空军掩护，必须解决机场和运输问题。当时福建省内既无一寸铁路，也没有一个可供喷气式战斗机起降的机场（喷气式战斗机起降一般需要2000米左右的混凝土跑道），国民党统治时期所留下的只是几条路况极差的公路和两座仅有短距离土跑道的机场。正如叶飞上将后来所总结的：
不修鹰厦铁路不行，否则根本无法解决金门问题，空军也无法进驻福建前线。
但要在崎岖的福建山区修筑铁路，并建成大量有混凝土跑道的机场，还需要较长时间。何况朝鲜停战后局势还很不稳定，解放军空军的主要作战力量和工程建筑力量还留在辽宁附近，一时尚不能入闽。
如果在浙江东部沿海作战，作战难度要小，使用华东军区现有的陆军兵力中的一小部分即可，上海、杭州、宁波等地现有的海空军基地也便于支援，不必再另外调集兵力。同时，先从较易攻击的浙东岛屿打起，也可保证首战获胜，并有利于部队积累渡海作战的经验。
从3月18日至5月20日，解放军海军同国民党海军进行了多次战斗，击伤国民党海军军舰9艘，取得了一系列海上战斗的胜利。解放军海军航空兵也取得了6次空战的胜利，击落国民党军飞机6架，自己仅被击伤2架。
5月15日至19日，解放军海军舰艇和航空兵又掩护陆军在东矶列岛登陆，守岛的国民党军匆忙逃走。解放军在战斗中损失不大，只是在5月18日
瑞金号护卫舰
遭国民党飞机偷袭，被炸沉。经过两个月的战斗，解放军基本控制了浙东大陈以北海域的制海、制空权，为下一步进攻大陈岛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于中共中央、毛主席来说，1954年上半年在军事上最注重的问题，还是尽快解决南部边境的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为此于4月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日内瓦会议的重大意义在于，中国和美、苏、英、法并列，作为五大国之一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的重大国际会议。
正由于有中国的参加，印度支那停战问题才得到解决；会议期间还开始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外交接触，从而向全世界显示了新中国的重要国际地位，是新中国在外交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中共中央规定代表团的任务是“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国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并争取会议达成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
代表团出发前，周恩来先前往莫斯科同苏联、朝鲜、越南领导人举行了日内瓦会议前的预备会，研究了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方针、策略。这时越南方面因军事形势对已并不很有利，也同意把战争停下来喘息一下。
经中苏越三方研究决定，在印度支那问题上采取联法抗美的策略，以争取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
根据这时战场上双方占领区犬牙交错，敌方又占中心区和交通线，就地停战则越盟力量被分割而难以长期生存的实际情况，周恩来提出，比较有利而且可行的方案是争取以北纬16度线为界实行停战。
对此，中苏越3国领导人一致同意，3国还商定了在会议中如何互相配合，协调行动等具体事项。
由于是首次参加大型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出发前进行了精心的准备，请当时还是老大哥的苏联派人介绍了外交斗争经验。听取苏联外交人员的介绍，了解和掌握以上情况，对于第一次参加重大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来说，无疑是极其重要的。
在听取苏联的外交经验介绍之外，中国代表团人员又尽快熟悉和演练外交礼仪，其中的预演和彩排最精彩。比如，黄华是代表团发言人，出发前他在外交部礼堂3次举行记者招待会进行演习。
在演习中，集中懂英语的新华社记者扮演外国各通讯社记者，尽其所能提出各种问题刁难这位发言人，这些外国记者也毫不客气，提出的尽是挑衅性的、侮辱诽谤性的、威胁恫吓的据理质问。
面对五花八门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提出，黄华看着这些敌对势力，从容镇定，一一给予回答、解释或是反驳。几经较量，不但锻炼出镇定、从容、大度的气质，锻炼出机敏的应变能力，而且更加熟悉了全部形势及我国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当时还决定，中国代表团成员的服装一定要庄重、严肃、统一。于是，经研究选择了一种黑色面料，为每个代表团成员做了-套中山装。后来，当中国代表团穿着这套黑色中山装在日内瓦开展活动时，所到之处，路边经常有人原地立定，恭敬地向代表团脱帽致敬。
开始代表们不知其所以然，后来才弄清，在瑞士，牧师是穿黑衣服的，很多人把中国代表团成员误认为是来传教的牧师。
这看起来是个笑话，也反映出外交活动的经验确实需要在实践中逐步积累。
由于事先有充分准备，当黄华和另一名发言人龚澎（乔冠华的夫人）每次会议之后去新闻中心发布消息时，总是能够对答如流地回答记者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尽管遇到许多歪曲事实的挑衅和刁难，但都非常出色地给予了驳斥，引起记者们的普遍赞叹。就连西方报纸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出色的、年轻优秀的发言人。
1954年4月21日，印度支那战争其他交战各方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正式开始，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保大政权、老挝和柬埔寨王国政府代表参加了会议，老柬两国抗战政府的代表团虽同越南代表团一起到达日内瓦，却被西方国家称为越盟的傀儡而拒之于会议之外。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因为有中苏同盟关系，周恩来的主要盟友是苏联外长莫洛托夫。
日内瓦会议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印度支那的战争问题。这比朝鲜问题复杂得多。这场战争的当事国不止一个越南，还有老挝和柬埔寨，不但有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的法国，还有阻挠达成任何协议的美国。
1954年5月6日，越南人民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对奠边府发起总攻，次日清晨攻克守军指挥部周围各主要据点，5月7日下午法军残部8000人在德卡斯特莱少将率领下全部投降，战役以全胜而结束。
奠边府战役全歼守军1.6万人，其规模虽不很大，政治影响却很强烈，法国国内反战情绪更高，政局也出现混乱，主和派势力占了上风。
5月7日越南人民军攻克奠边府这天，正好是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正式开始的前一天，奠边府大捷成为日内瓦会议最终能达成协议的关键性一步。消息传来，法国和越南保大政府的代表立刻蔫了，进会场时连头都抬不起来，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却从此扬眉吐气了。
奠边府大捷使日内瓦会议的谈判有了基础，但是问题复杂，谈判1个月仍然达不成协议。
6月15日，日内瓦会议陷入僵局，莫洛托夫意识到局面的严重性，忧心忡忡地对周恩来说，谈判正陷入危险境地，如果印度支那问题也谈不成，日内瓦会议就前功尽弃了。当晚，匆匆吃了几口饭，周恩来就赶往莫洛托夫的别墅，越南外长范文同也在那里。
这天，莫洛托夫的情绪波动很大，他问范文同，如果暂缓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你看如何？周恩来则坚决地指出，印度支那问题不能停下不谈！他分析说，目前谈判的关键是我方是否承认有越南人民军在老挝和柬埔寨作战。事实情况是有，如果我方坚决不予承认，会谈就谈不下去了。
所以，我方可以退一步，承认过去有越南军队在那里作战，是志愿军，现在有的已经撤出。如果现在还有，可以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办法办理。
莫洛托夫同意周恩来提出的以退为进的方案，范文同在一番犹豫后也终于同意了。3方确定，由周恩来同英、法两国代表团商谈。
6月16日中午12时30分，周恩来前往英国代表团团长艾登的别墅，与他交谈了1个小时。
周恩来说，中国代表团是带着和解的精神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但是和解必须来自双方的努力。否则，和解之门就关上了。
我想艾登先生是具有和解精神的，我们希望情况不至于发展到如此地步。接着，周恩来告诉艾登，在军事上，柬埔寨和老挝确实有抵抗部队。那里也的确有越南志愿军，有的已撤退，如果仍有，应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办法办理。
这就是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处于关键时刻的让步。艾登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这正是他所能接受的最基本的底线。“军事形势可能会迫使我们在越南对共产党作出让步，他们却要求在老挝、柬埔寨也同样向他们让步，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这一点。”
当时，艾登听了周恩来的话，高兴地说：“有希望了，很有希望了。”他进一步说明，我们要求的也正是这样。我们也不愿意看到老挝、柬埔寨成为任何国家的军事基地，不论是越南的或是美国的，赞成中国主张他们中立的意见。
由于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的是法国，法国代表团又是中国代表团的另一个主要斗争对象。此时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法国外长皮杜尔是个小个子，留着短平头，总是往酒吧里钻。他爱喝酒，好像整天都是迷迷糊糊，走路晃晃悠悠。发言时也是两手支撑桌面，边讲边摇晃身子，永远是刚喝过酒的样子。
在法语中，先生的发音是“莫须有"，中国人听着像“木须肉"。法语主席的发音是“布列切堂”，中国人听着像白菜汤。皮杜尔每次发言总要摇晃着身子，鼻音喃喃地先说声主席先生，中国人便给他起了个雅号“木须肉、白菜汤”先生。
这位外长除了喝酒本事大，在谈判中显不出任何活力，不过周恩来还是于6月17日同此人打了交道，提出在老、柬撤出包括越盟志愿军在内的-切外国军队的建议，马上得到了积极反应。
6月18日，范文同也按这一口径表了态。英法代表团立即表示愿意商讨，原先亲近西方并声言要抵抗共产主义侵略的老挝、柬埔寨王国代表团也积极赞同这一建议，并表示了自己愿意在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保持中立的愿望。
周恩来的这一主张，使原先对中国持敌对态度的法国和老、柬王国政府，站到争取和平的一边来，从而成功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艺术。
日内瓦会议的形势得到根本转变后，6月19日会议达成了双方军事代表就老柬问题进行直接谈判的协议。
法国代表肖维尔立即发言说，他感到高兴的地方就是范文同并不反对中国的提案。他说，只要越南军队从老挝和柬埔寨撤走，法国军队继续留在那里也就没有必要了，在所有外国军队都撤出老挝和柬埔寨这点上，法国愿意接受国际监督。
接着，美国代表史密斯作简短发言说，他颇有兴趣地倾听了中国的提案，并认为是“克制和理智的"，但他又说，不能说范文同的建议是克制和理智的，他希望会议回到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来。
他再次说，中国提案中关于老挝和柬埔寨的几点是可以同意的。这是美国代表在日内瓦会议中第一次对中国提案表示了赞同之意。这是日内瓦会议能够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之一。
后来，由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反对态度，美国代表又对中国的提议持反对态度，却已完全陷入孤立。
奠边府战役后，法国内部政局动荡，拉尼埃政府倒台，孟戴斯.弗朗斯受命组阁。周恩来在说服莫洛托夫采取灵活态度，做出必要的让步之后，于6月23日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又同法国新总理弗朗斯会晤。
虽然当时法国还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中法两国还无外交关系，周恩来却以务实的态度同法国总理会谈，言辞恳切、实际，不说空话。
周恩来认为：“印支3国的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适用同样的原则时，要照顾到3国的特殊情况。例如一切外国军队应该同样地从3国撤出，不但法国军队撤出，在老挝和東埔还要包括进入这两国的越南志愿人员。”
结合法国的具体情况，周恩来还指出：
印支战争已经打了8年，不但印支人民饱受战争苦难，整个东南亚的和平和稳定都无法实现。贵国人民也受到很大损失，并且使贵国政府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陷入极大的困境……
周恩来从法国切身利益出发，分析国际形势、印度支那半岛形势和法国国内形势，然后指明“相信弗朗斯先生是明智的人，不会让美国人牵着鼻子走。美国阻挠达成协议，受损害的不只是印度支那3国，还有法国政府和人民。”
听了这番话弗朗斯深受感动，频频点头。“很好，你讲得合情合理。”弗朗斯向周恩来做了个激动而又断然的手势，“我决心以1个月为期实现停火，尊敬的周恩来先生，如果不成，我将提出辞职。”
周恩来对老挝、柬埔寨问题的正确意见，不仅赢得了外部的尊重，也表现了对国际形势的清醒判断和维护中国根本利益的态度。
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让中国为越盟向老挝、柬埔寨硬性输出革命和实现“印度支那联邦"计划而出兵参战，再打一场抗美援朝式的战争，不仅违背我国当时倡导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国际关系原则，在军事上、外交上及我国国内建设的大局上也是极为不利的。
6月下旬，日内瓦会议暂时休会。周恩来在日内瓦提出的解决方案，得到了中共中央、毛主席的完全赞同。这时越南劳动党内部意见并不统一，胡志明等同意歇一口气再打，有些人却想一直打到解放全越南和老、東两国，想拉住中国继续作战。
为此，中共中央邀请胡志明来华商谈。周恩来利用休会时间访问了印度、缅甸后，又于7月2日至5日到广西柳州同胡志明、武元甲会谈。经过会谈，柳州会议达成了圆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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